近日，同济大学副教授葛天任及其研究团队发布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书籍《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书中指出，以外卖、快递员为代表的数字递送工人并非陷入所谓智能系统的控制之中，而是陷入于一种更难以调整的生活系统的控制之中，他们不是被“困在数字算法”里，而是被“困在生活算法”之中。
研究认为，该劳动群体真正难以优化和升级的是生活系统，他们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风险、受教育程度、职业尊严、情感与社会尊重需求等需要“系统升级”。
据悉，该书基于对外卖员、快递员的大规模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共收集1559份电子问卷和近9万字的访谈记录，分析了数字递送工人的群体画像、工作现状、职业发展等。
从社会身份上看，研究认为数字递送工人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基础上形成。在此背景下，即时配送行业因拥有比传统劳动关系中更透明可观的“即时工资、多劳多得”薪资模式和更弹性的工作制度，吸引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并帮助他们实现经济收入向上流动。
调查结果显示，因薪资水平选择入行的配送员比例高达60.19%。其中，外卖员薪资普遍高于快递员薪资，快递员的平均薪资在6000元到7000元之间，外卖员月薪则在7000元到8000元之间。
过半受访者因薪资水平选择入行（图源：《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
不过，这部分新就业群体虽然获得了稳定收入，相较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但真正在所在地的社会融入仍是挑战。
研究指出，参与调研的外卖员和快递员群体中，近八成未接受高等教育，较低的教育程度、有限的职业技能影响其寻找更高层次工作，同时降低了自我定位和认同感，加大了心态上的不确定性，最终体现在社会融入意愿的弱化上。
低教育程度与职业发展困境、社会心态消极面间的关系（图源：《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
数据指出，仅有11.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能够完全融入上海，在被问及“未来职业规划”时，近半受访者表示未考虑，除此之外选择最多的答案是“回家置业”。
仅有8%的数字递送工人明确选择“留沪晋升”（图源：《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
在实际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表示当前职业只是一份具有过渡性质的工作，对工作地没有归属感。亦有不少人认为当地社保对自己的意义不大，而倾向于在老家购置一份保险。
“他们不只是提供数字递送服务的数字骑手，更是社区生活与治理服务不可离开的‘数字骑士’。”葛天任指出，技术系统在不断升级，社会和政治系统同样需要升级。社会需要重新建构这一群体的生活，而直接的教育、社会关系的融入、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破解其生活算法的侧重点。（中国经济网记者 秦佳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