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横店投资300亿在横店仿建的“圆明新园”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于按1：1比例复建北京圆明园95%建筑群的“圆明新园”的做法物议沸沸，很多媒体用“质疑”、“闹剧”的字眼形容这次中国旅游史上规模空前的复建“运动”。
笔者认为，没有什么文化元素或者文化遗产一定要摆在神坛上顶礼膜拜，只要对历史充满了敬畏之心，任何的尝试都是有益。也希望此次的“圆明新园”是对过去二十年“屡败屡战”的文化遗产开发思路的一次深刻反思，因为每一个贪大求全、半途而废的旅游景区都对中国文化旅游造成莫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化身为“无力感”和“自卑感”而长久萦绕在每个相关者的心头。
从泛文化思潮的角度来思考“圆明新园”之发展方向，笔者有三点想法不吐不快：其一，“贪大求全”发展策略已然穷途末路而需要“精兵简政”；其二，避免“国粹主义”的影响而寻求文化遗产真正价值；其三，立足时代而建立超越圆明园的文化“经典”。
一、文化遗产的“精兵简政”
“圆明新园”的新闻中：“300亿”和“按1：1比例复建”成为了横店集团最大的噱头和媒体炮轰的焦点。300亿的投入资金不可谓不多，但对于一个完整、精美、震撼人心的圆明园来说，如此的投资规模只不过杯水车薪。做一道有趣的估算题，1793年到1798年的五年间清政府就为圆明园的维修投入了149万两白银，占到清政府5年财政收入的1.5%左右，换算成当下的人民币是9万亿；仅维修一项圆明园150年间共清政府投入3000万——4000万两白银，按照晚晴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计算，共计人民币700亿以上，而圆明园实际造价应该以维修费用10倍计算，文物内设更是维修费用的10倍以上，换算下来是一个天文数字。
横店集团建立“圆明新园”的想法不可谓不宏大，但问题出在一个“大”字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人群都愿意用空间形式上的广阔以掩盖时空范围内的苍白，以物质形态上的高远以遮挡文化内涵的创新。300亿，别说按1：1比例复建北京圆明园95%建筑群，哪怕是复建70公顷的长春园都恐怕捉襟见肘，更何况圆明园中流失海外文物拍卖价格动辄上亿，若想大量回流可谓“天方夜谭”。横店旅游集团可以把投资规模和发展愿景作为旅游宣传的噱头，而不是当作实际工作的出发点和创新点。
“大”是中国人的向往。看惯了“投鞭断流”的我们喜欢嘲笑日本历史中几百人规模的“大决战”，却不知几十个日本倭寇就能让几万明代军队徒呼奈何。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文化遗产的开发也应该走一条“精兵简政”之路。
先是“精兵”，尽管长春园并不是“圆明三园”的最核心部分，但“大水法”却成为游客心目中圆明园的标志，横店集团不妨以此为切入点，在如今已有的建筑体量的基础上，利用资金和技术更加细腻的恢复长春园的盛景，以此作为未来整体发展的基点和对试水市场的关键，以“精细化、小场景”创建新的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思路。
再是“简政，减少现实社会政治倾向对于文化遗产开发的影响，任何固定于阶层和思维模式的政治倾向都会淹没在滚滚的时间车轮之中，真实于历史和文化遗产本身的面貌就弥足珍贵了。
二、文化遗产的“平衡支点”
如果没有《宜宾日报》那篇《复建圆明园的闹剧可以休矣》的时评和圆明园管委会“可能诉诸法律”的强硬表态，社会大众对于圆明园和“圆明新园”这两个同样“命运多舛”的工程的关注度可能并没有那么高。时评作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将文化遗产所牵绊的民族感情与旅游开发的产业模式混为一谈，对一个很正常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有罪推定”，武断地称之为“闹剧”，既失之偏颇，也反映出很多“文化人士”对于文化遗产所寄托不切实际的“厚望”。
文化遗产牵绊着民族感情，旅游产业闪烁着普世之光，虚化的历史遗存与现实的产业形态的结合往往波折不断，并刺激着旁观者们向旅游提出超越产业本身的“非分要求”，于是事关文化遗产的“国粹主义”应运而生。
具体地说，此“国粹主义”和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思潮大相径庭：与100年前蓦然求索相比，当下的“国粹主义”是站在模糊文化遗产实际价值的层面“拔高”历史地位和“虚化”实际内涵，往往要求在一个被无序的工业化大生产折磨得千篇一律的世界，去寻找些许的能够被放大的文化遗产，以此作为标榜各种传统文化的“金字招牌”；并将原本质朴单纯的文化遗产披上各种花花绿绿的概念外衣，虚化其外表、空乏其内心而形成若干千篇一律的产品链条。
文化遗产的在旅游层面上的开发，一定要实现国粹主义与遗产价值的平衡。要在宏观历史的角度上审慎的评价文化遗产的实际地位。在一个“龙脉”、“祖庭”、“理想国”满天飞的年代里，很难再找到更有诱惑力的词汇以麻醉大众不断猎奇的心理，我们有必要沉下心来细腻地挖掘每一个文化遗产真正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有必要评定历史洪流中主角、配角的角色以及这样的角色定位在社会人群中的影响，以避免诸如“丝绸之路起点”这样的争论不断出现，以致影响正常的文化遗产开发方向。
要明确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价值的错位。文化遗产的精细化解读和定位不代表丧失深远的旅游开发价值和方向，相反它更能够在繁冗的历史罗列中寻找到与旅游的契合点，寻找到能被当代社会人群认可并发扬光大的闪光点，而恰恰是那些视文化遗产内涵于无物的空洞解读才会造成“上下错位”。比如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里寻找到川军抗战题材的樊建川，看似微不足道的匠心独运就形成了文化旅游的“大突破”。
要寻找到文化遗产展现的新视角。传统的文化和展现体系已经逐步丧失了对在内涵层面继续推陈出新的能力，只能依靠技术的进步而实现展现手段的丰富，就如同一部电影由2D转制3D，看得多了难免引起审美疲劳。于是，我们不妨从编年史转向断代史，从时间史学转向人物史学，从一个更加宏观或者更加微观的角度审视、展现和创新文化遗产，废墟的意义不是重新恢复，而是永远缅怀。
三、文化遗产的“超越之旅”
圆明园是什么？如果历史赋予它的“万园之园”；中国皇家园林的集大成者；中国近代史的疤痕还有些许追忆的话，现在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国家旅游局挂牌的AAAA景区就确实泛善可陈。圆明园作为文化遗产有独特性，样板化的中国近代史逼迫着圆明园将时间永远停留在1860年英法联军离开的那一刻，它早已被历史虚化，以至于现世的人们根本无法为它增加更多的物质形式和文化解读。它亘在那儿，给中国历史和文化旅游都出了一道难题。
无论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是怎样的关系，两者展现出的思想境界无疑是较低的。或者说，两者现在的解读、定位和发展愿景都没有真正地触碰到传统文化或者人文历史中的精髓部分，更不要说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提高中国社会的思想认知水平。
比如，中国文化旅游一提到“唐”，必然是国力强盛，四海升平；一提到“宋”，必然拿出清明上河图模拟一通；一说到丝绸之路，就少不了骑骆驼的商旅或者取经的玄奘。寺庙横行，雕塑林立，没几个20米以上的铜胎石像都不好意思说是文化景区。类似的立意和解读不要说在世界上舞台上难以一争长短，即使放在封建社会，都算不上经典。
“圆明新园”与圆明园应该有本质的差别。处于工业时代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味地拿着老祖宗的东西来“邯郸学步“。没有什么文化元素或者文化遗产一定要摆在神坛上顶礼膜拜，只要对历史充满了敬畏之心，任何尝试都是有益的。圆明新园一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展现”万园之园“的盛景，另一方面单纯地建筑景观恢复对于文化遗产旅游而言意义不大。它需要走一条“超越之旅”，既超越以往中国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模式，更在某些文化内涵的释放和解读上超越真正的圆明园。
可以预料的是，“圆明新园”会在发扬横店固有经营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地向宋城、大唐芙蓉园等知名景区的经营模式迈进。但在商业化不断推向极度膨胀的时代里，希望“圆明新园”能够考虑类似春帆楼或者建川博物馆的发展模式：毕竟，圆明园作为一个建筑奇迹可能是伟大的，但它对于18、19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任何建筑所带有的传奇色彩完全是居于其中的人赋予它的，即使是作为一个影视基地或者影视基地旅游景区，“圆明新园”也应该寻找那些历史中的熠熠不灭的灵魂，以及这些灵魂带给清帝国的兴衰荣辱。
圆明园是一个很大很沉重的文化概念，很容易陷被传统文化绑架而举步维艰，“圆明新园“则更容易选取对自己发展有利的元素，进行高于时代的文化解读。
未来，文化遗产的开发还会进入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如何开发出能够超越时代、引领时代的文化精品，将成为思考的重点。
（本文作者 朱墨 笔名“寻荒者”，资深旅游规划策划者，北京华汉旅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项目经理，热衷于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的深度策划）
（责任编辑 ：罗燕）
